科技大家热议屠呦呦获诺奖,诺奖来了

2019-09-05 13:59栏目:数码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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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85岁高龄的屠呦呦摘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大陆首个获此奖的科学家,围绕在她身边的话题便纷至沓来,这其中又以她本人“三无科学家”的身份,和诺奖在科学界至高荣誉之间的反差最受瞩目,成为人们观察我国科技界弊病的一个切入口。

屠呦呦:诺奖来了 新机制也该来了

原标题:科技界大咖共议“诺奖”启示:联合攻关并不过时

如今,这一讨论还在继续。10月8日,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即在北京举行,这一由中国科协组织的活动除了邀请到屠呦呦本人和多位科技管理部门的领导外,还不乏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北京大学教授饶毅等一线科研代表。

本报记者 潘希 王珊

诺贝尔奖给中国科研带来的启示是什么?在昨天进行的“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上,包括屠呦呦本人在内的众多科技界大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个问题。

当天的座谈会并没有停留在道贺的层面上,在向屠呦呦先生表示祝贺之余,面对这个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科技界“大喜的事件”,与会的科学家保持着一种相对冷静的姿态,正如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在现场发言时所说的,“在大喜的日子里,我们更应该保持一分清醒,毕竟,中国科技需要有一分重新的思考”。

“我这一次的心愿就是建立新的机制,现在我们的国家要深化改革,正好诺贝尔奖来了。”在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后,屠呦呦一下成为了“明星”,接踵而来的是不停的接待来祝贺和慰问的客人以及参加各类活动。

在获得诺贝尔奖后的几天里,屠呦呦说自己一直在不停地接受采访、参加各种祝贺及慰问活动。每次发言她都要强调“这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说明中国科学家被国际社会进一步认可”。在屠呦呦看来,青蒿素的发现,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完成的。

不要因为得奖,就说基础研究不重要了

然而,在忙碌的背后,85岁的屠呦呦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能够建立新的机制,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实力和能力。”

据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贺福初介绍,青蒿素这一研究成果是出自于“523”疟疾防治科研项目,团队成员包括中国的7个省市、60多家科研机构的500余名科研人员。

在贺福初眼中,中国科技需要重新思考基本两个方面,一是屠呦呦获诺奖所体现的“三中”——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本土科学家获诺奖,是中草药第一个世界级的大奖,是中医科学院的第一个世界级的奖。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体现了我国科技的进步和跃升。

10月8日下午,中国科技会堂,由中国科协主办的“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召开。

正是在这500余名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523” 疟疾防治科研项目不仅成功提取了青蒿素,还取得了具备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共计89项,其中包括目前常用的数十种驱蚊药物和方法等。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医科学院,过去可能都是名不见经传的研究领域和单位,但是恰恰是在这些不被关注、不随大流的地域、领域和单位、群体、团队乃至个人,却有可能出现类似获诺贝尔奖的“奇迹”。

这是个科技界“大咖”云集的座谈会,这样的一个场合上,屠呦呦也说出了自己的心愿,“各个领域都会不断有创新的问题,所以我衷心地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激励机制,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当年的团队协作精神是保证这项工作成功的有力保证。”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联合攻关、协同创新在科研领域永远都不过时。

贺福初说,这就给我国的科技政策和科技格局带来一个认识上的挑战,即并非只有在热门的领域、热门的方向、热门的地域,我们才能创造举世闻名、永载史册的成就,我们要不拘一格地选择方向、选择课题、资助人才,“不在于发了多少文章、得了多少荣誉,关键在于它的独到和精到”。

联合攻关还没有过时

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也对上述说法表示认同。在施一公看来,科技联合攻关的模式过去适合,现在也适合。

这一点施一公也有同感,最初听闻屠呦呦获诺奖的消息,他激动之余,也泛起了一种复杂的心情,这种心情便事关当下的科技体制机制弊病——科技评价一刀切。说到这里,施一公顿了顿说:“一说起科技体制,可能有人就会说我要抨击科技体制,恰恰相反,我希望我们媒体也好,每个人发言也好,不要走极端,就像我们的科技评价一样,不要一刀切,不要一种模式,然后完全走向另一种模式。”

得知获奖的消息时,屠呦呦甚至觉得有点突然。10月1日,哈佛大学通知她去领一个奖,由于身体原因,她没有出席。

“当前我们科技界的评价标准常常出现的问题是一刀切,用一种评价标准衡量不同的领域和学科,甚至医生晋级都需要没完没了的发文章。”施一公对这种做法表达了不认同,“SCI影响因子、引用率、论文数……这种科技体制束缚了我们的创造力,对国家是不利的。”

以青蒿素为例,施一公说,这项成果得益于集体攻关,是屠呦呦先生带着研究组协同作战。这种科技攻关模式过去适用,如今在有些领域还同样适用,但有些领域则未必。比如对于基础研究,施一公说:“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次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奖,就反过来说基础研究不重要了,这就叫因噎废食。”

隔了没几天,她就收到了诺奖委员会的通知。即使已经于2011年获得了有“诺贝尔奖的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奖,诺奖的到来却依然让她有点“猝不及防”。

施一公认为,中国需要多种科技评价的标准并存,而对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学科,要允许多种科研评价标准并存,科研联合攻关应该是中国的体制优势。

但现实中仍存在一刀切的科技评价体系,而且往往是用一种评价标准衡量不同的领域和学科,甚至医生晋级,都需要没完没了发文章,这是施一公所不能理解的。他也因此呼吁,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要允许多种科研评价标准并存,要实事求是,根据不同领域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

“这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说明中国科学家被国际社会进一步认可。”屠呦呦如此形容。

“就像当年大庆第一口井打出来以后,我们就不愁有第二口、第三口……”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认为,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就像是为中国科研打开了获奖的“闸门”。如何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巴德年也强调了新的科技管理体制的重要性。“不要让年轻人在招标、投标、评职称中困惑,而是给予年轻人更好的的支持,让他们快速成长。”

集体和个人的贡献如何评价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就像屠呦呦所说的,青蒿素的成果,出自一个被命名为“523”的疟疾防治科研项目,团队成员包括中国7个省市、60多家科研机构、超过500名的科研人员。

在贺福初看来,中国的科技政策和科技格局有必要重新思索,“要不拘一格的选择方向、选择课题、资助人才,关键在于它的独到和精到,而不在于发了多少文章、得了多少荣誉。”

同样是关乎评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沈岩提及了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集体和个人贡献的评价问题。

1969年2月,屠呦呦接受这一任务时,国内其他科研人员已经筛选了4万多种抗疟疾的化合物和中草药。“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我们,一切工作都停止了,但领导单位说抗疟的任务紧急而重要。”

后诺奖时代,中国的科研体制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作为生物科学领域的中坚力量,施一公强调,变革之路还很长,科学家还得要坐得住冷板凳,要克服浮躁、要沉下心来做研究,这是做科研的根本所在。

在沈岩看来,诺贝尔医学奖授予屠呦呦先生,是对其个人在青蒿素研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的一个肯定和奖励,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正如屠呦呦本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提到的,青蒿素研究成功是研究集体多年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尽管如此,有关屠呦呦获奖的“个人与集体”之争仍闹得沸沸扬扬。

在全体科研人员的努力下,除了成功提取青蒿素外,“523任务”的成果汇编摞在一起甚至有几尺厚,具备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总共有89项,包括现在常用的数十种驱蚊灭蚊药物和方法。

这给了沈岩一个期待,希望通过这件事情,科技界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作出很好的探讨,尤其是所谓需求导向和科学家自由探索之间的关系。他说:“集体的科技成果,和个人在里面作出最重要的贡献,我们如何来评价,这正是科技评价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今后深入探讨和思考。”

“当年的团队协作精神是这项工作成功的有力保证,联合攻关、协同创新是我们要学习的经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肯定了屠呦呦的说法,他说,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成就了今天的大奖。

当天,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谈到了自己对于成果评价的认识,他说,原创性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屠呦呦先生继承了前人的智慧,这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另辟蹊径可能更为重要,青蒿素的成果是起源于传统的中药,但是成功于现代科学。“屠先生是学药物化学的,她把传统医学和药物化学有机的结合,才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突破。”

对于这种集体科技攻关的模式,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非常提倡,“这种模式,也适用于现在。”施一公说,联合攻关的模式,使得国内学科的优势能够迅速形成。

他也表示,屠先生得奖,给中国科技界很大的鼓舞,提升了中国科技界的自信心,但是光有自信心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科技生态环境。

秘诀:坐得住冷板凳

而根据诺贝尔奖历年的获得者经验来看,科技生态环境良好与否,很大程度在于科学家是否被鼓励和激励做一些自由探索。

在张伯礼看来,这是一份迟来了20年的大奖。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看来,联合攻关、协同创新的精神和模式如今依然不过时,但是他仍希望,在合作的同时,可以更加注重个人的聪明才智,更加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把集体和个人的作用结合好。他说:“特别在举国体制条件下,如何发挥两方面的积极性,这恐怕也是中国的特色,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也是我们得诺奖的一个启示。”

由带疟原虫的蚊子传播的疟疾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直到今天全球仍有20亿人生活在疟疾高发地区——非洲、东南亚、南亚和南美。每年大约有2亿人被感染,100多万人因此丧命。而青蒿素,是治疗疟疾的最有效的药物之一。

鼓励一个科学家一生就做好一件事

从研制出来到现在,青蒿素拯救了接近5亿人的生命。“这项完成于40年前的工作,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无论做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科学家要克服浮躁,坐得住冷板凳。”施一公直言。

科技部副部长侯建国今天也表示,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科学家个体的聪明才智,发挥科学家个体的作用,同时也要提倡合作的精神,提倡协同研究的科研文化和环境氛围,面对复杂艰难的问题,只有发挥学科交叉、知识互补的作用,才能获得更大的科学上的突破。

加入到任务中的屠呦呦从整理历代医籍开始,一遍一遍翻阅古代文献,并四处走访老中医,就连单位的群众来信也仔细地翻阅了一遍。她专门整理出了一本《抗疟单验方集》,包含640多种草药。

当然,任何重大的科学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施一公所说,不管是科技体制,还是科技经费支持方式,现在的情况都和40多年之前大相径庭。但对于科技界来说,不变的是,优秀的科学家一定要能坐得住冷板凳,无论是做什么样的研究,做基础研究也好、应用研究也好,都需要沉下心来。

青蒿素的提取经历了191次试验,屠呦呦和团队成员甚至以身试毒,最终使得肝脏功能受到影响。

但如今,我们缺乏一个能够静下来心做学问的环境,这其中有科技评价的问题,也有整个科技体制的问题。

“青蒿素是中国真正原始创新的药物,我为此觉得特别骄傲。”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王志珍言语中自豪尽显。

李静海说,科学家在选准方向以后长期坚持是特别重要的,屠先生从发现青蒿素,到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用药经历了40年,从那个时候起到今年获奖又经过了10年。但实际上,至今这项研究也没有完全告终,青蒿素抗疟的机理仍然不太清楚,因此,从青蒿素抗疟的机理的揭示,进一步发展为对整个药物设计的理论和方法的推动,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这就需要鼓励一个科学家一生就做好一件事情。

从1970年发展到现在,中国科技的发展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些也得益于那些坐得住冷板凳的人。而只有坐得住冷板凳才能获得更多原创性的成果。

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前院长巴德年院士也呼吁,国家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既组织一个相当规模的队伍,干大事,又对年轻人给予一定的支持,让他们快速成长,能够沉下心来。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近几十年来,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科学贡献,这些有待于未来的检验和证实。“我们不光要看重成果,还要有对原创性思想敏锐的发现力。”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说,新思想是成果的源泉。

当天,屠呦呦先生发言时,除了复述青蒿素的研究过程,只谈及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年轻人的。她说,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后尚有一个心愿,即当前国家正在深化改革,希望能够建立新的激励机制,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屠呦呦说:“诺贝尔奖如今来了,母校北大的院长带着很多年轻同志来看我,昨晚清华也来了学生会的同学,都很年轻,有的还不是学医药的,可见现在的年轻人多么想奋发图强。我的年纪已经大了,所以衷心希望能有一个完善的激励机制,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世界和中国作更大贡献,做更多事情。”

创新:闸门已经打开

屠呦呦,摘得了中国本土科学家的第一个诺奖。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巴德年将此比作打开了“闸门”,“就像大庆油田第一口油井喷油后,我们有了第二口,第三口……”

和中国大多数科研工作者一样,巴德年有着很重的诺奖情怀。1990年,他被邀请作为当年医学奖的提名人,在了解了诺贝尔医学奖的整个过程和历史后,对于中国人获得诺奖,非常的期待。“今天,我的期待终于实现了。”

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也有同样的期待。在他看来,中国的科技大潮奔涌向前,诺奖获得者不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批。

高兴之余,更多的是保持一份清醒。

“无论是中国还是中医药,在诺奖史上,都是名不见经传的。”贺福初说,中国的科技政策以及科技格局的变更需要考虑到不被关注的领域以及单位、个人,不拘一格地选择方向、领域,而不是看发了多少文章、得了多少荣誉。

我们的科研方向,科研目标到底是什么?张伯礼也在思考。“像我们做临床医学的,更多的应该面向需求,解决临床实际难点问题,提高治愈率,减少死亡率。”

现实的状况依然严峻。施一公说,在变革之时,切忌一刀切。“变革不是一种模式向另外一种模式过渡,但是我们的科技评价标准却是典型的一刀切。”

施一公担心,诺奖的获得会让大家因噎废食,“中国需要建设有持续培养人才的机制,要允许多种评价标准并存,并根据不同的领域设置不同的标准。”

中国的崛起,任重而道远。“我们应该居安思危,作为一个大国,对于世界,我们的贡献还远远不够,要做得更好一些。”施一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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